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利用现在的局势，发展我国和东亚联盟的实力，目前西域的自然改造已经告一段落，黄河的治理也初见成效，国家经济运转正常，摆在我们面前的其实就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说过的‘先进的生产力同落后的上层建筑的矛盾’.
许多原来的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合现在飞速发展的国民经济，中华民族有强大的生产力，目前国家在宏观经济控制中应该清醒的看到，我们现在面临的商品过剩是‘绝对过剩’，而不是‘相对过剩’，国家和政府有义务和责任去给这些过剩的商品找出路，当然，我上面讲的这些过剩也包括东亚联盟中的高丽和日本这样经济发达的国家，日本加入东亚联盟以后同美国经济脱轨，走出了长期低迷的谷地.
但是寻找新的市场仍然是长期的难题，东盟这几个经济发达国家加起来的总值按实际购买力来计算恐怕要超过整个世界的一半以上，这样的压力将会长期的压在我们头上。\\WＷｗ。QΒ5、CoМ\\我建议，对于那些贫穷的国家要求他们用资源、主权、土地来交换我们的产品，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宴席。
对于中亚的几个国家，我们要加紧经济扩张，要弄出的条件只能是我们接受的了，而日本和高丽没有办法接受才行，东亚联盟内部不能搞内讧，否则，我们精心打造的外部防御就前功尽弃了。
那么要实现上面的目标，我们首先是要内部团结，认识一致，现在的大好局面是经过几代*人辛勤努力的结果，我们要正确的认识这个历史，也要正确的评估这个历史。
但是到了今天，再去提过时的口号就不合适了，*应该是全国人民的，而不是某个阶级或阶层的，他代表的利益是全国人民的利益，是中华民族的利益。这并不是说党的性质变了，而是党的内涵升华了，从中国*建立的那一天起，我们的先辈就把繁荣昌盛中华民族作为最基本的责任，这个责任是我们推卸不掉的。
*是为全国人民谋利益的政党，也是体现我们中国民主特色的政党，她不是哪一个人的，更不是哪一群人的。这正是我们主席现在提出立党为公和执政为民的实际意义和现实意义。”
会议上大多数人被的论点给弄的有点发蒙，而常委中却都在点头，我继续说下去，“全面评估我们过去的各种管理制度，有利于我们今后的发展，特别是在我们党赋予新的内涵以后，对于国家控制的外延就更大，我们在今后发展和开拓的疆土会更多，内部没有理顺就是拿到了也会丢失，成吉思汗拿了那么多，最后所剩几何？
所以，我认为当前最紧要的是把一些制度理顺，把那些在下面放任自流的权利收上来，建立崭新的干部制度、监督制度、稽查制度、弹劾制度，政府职能部门要建立时效处理制度，对于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上交到高一级部门，实在没有地方交还有人大吗，还有党中央吗。
对于国家军队的管理也要彻底的打破条块交叉管理的制度，建立新型的辖制方式，对于军队的预算制度也要进行改革，国家现在并不是缺钱，可是为什么部队的经费老是那么紧张呢？就是预算制度是个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部队发展，层层上报，层层砍指标，可是依据？不合理，不科学。
这些制度的建立不是我说的这么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以前研究不够，力度也不大，这次，我提议，由中央主席负责，安排具体专门人士借鉴国内外的经验和模式，借鉴历史上的教训，在短期内拿出实施预案给大家讨论，经过反复修改的方案出来后，经党代会和人代会通过后执行，我们要尽可能的在制度上保证我们党和政府的廉洁，保证我们的党可以长盛不衰。”
到会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们没有想到我会冒出这么多让大家忌讳的论点，更没有想到，我说起来百无禁忌，有几个书记竟气愤的站起来批评我是在乱党乱政，组织部长更是义正词严的说，“司徒同志的观点是与马列主义背道而驰的，也是同*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理论相矛盾的，更是党章所不能允许的，是乱党谋国祸国殃民的大阴谋，对于国际形势的推断和国内政治决策也是越俎代庖，违反组织原则的，我们是不称霸的国家，那样扩张岂不是要我们去争霸全球？岂不是又要把我们的国家投入到水深火热之中去？尽管司徒同志为我党做出过一定的贡献，但是在思想上却不能和党同心同德，建议解除他的一切职务和给其留党查看的处分。”
我一听乐了，“好啊！我正发愁退休不批哪，早知道可以这样退休，我还不用废那么多心思哪。我同意组织部长对我的处理意见。”一种玩世不恭的心态油然而生。
会议的议题一下子变了，黎珠江首先表态，“司徒的思想已经脱离了马列主义政党的精髓，虽然有些是代表民众的呼声，但是，我们党的工作方针不是由个别民众的呼声来决定的，是广大党员来决定的，反**不能扩大化，这在历史上有教训，起码司徒同志应该停职反省一段时间，中央也要认真研究他的说法，起码是一个好的反面教材吗，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现实中的阶级消亡了但是不等于意识形态里的阶级消亡了，一旦有机会，现实里的阶级还会卷土重来，这是我们要警惕的。”这几句冠冕堂皇的话把我给置于死地了。许多自诩马列主义的专家都附议组织部长的建议，尽管主席和总理反对，我还是被会议决定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对于这样的离职，我心里还是很不服气的，一个人要想给国家给人民做点事情怎么就成了弥天大罪了？但是，好在我又自由了，又可以和家人在一起了，总的来说还是开心的。
小易和小陈都写了辞职报告，先后去了我的公司任职。其他的军地干部也受我的牵连，提前退休的退休，调职的调职，好在我们这个班子是廉洁的，没有一个人因为经济问题工作问题被审查，撤职。这样突然的人事变动给地方带来影响是必然的，遗憾的是那些被株连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我的所谓亲信，而大多都是官场上的低能儿。
主席和总理在送我离开北京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有力的握着我的手，一边一个，默默无语。最后主席说了一句，“当国家和民族需要你的时候，你还是要来啊！”我抬头望了望晴朗的天空，麻木的叹了口气，“搞政治我不行，你们也强不到哪里去，你们好自为之吧。”
（大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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