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唐太宗上台并非名正言顺，所以他就给人们留下了名正言顺地推翻他的理由。如果社会上没有可以惧怕的势力，那么唐太宗也可以高枕无忧。可是实际情况远不是这样。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当时既有小的谋反，又有大的士族存在，外族的骚扰、自然灾害也跟着凑热闹。这时候的唐太宗怎么可能高枕无忧?在这样一个动荡的环境里，他如果大开杀戒，干掉那些他不喜欢的人，这只能使他所处的环境更加动荡，更加难以控制。他在这种环境中不冲动，不乱杀人，就是一个明智的、对自己有好处的选择。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团结朝廷内部的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付那些朝廷外部的反对力量。
唐太宗上台后推行了温和的政策。这也是考虑到了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人的忍耐是有限的，长期生活在战乱的年代对于人来说是苦差事，所以在长期征战之后，人们总是要想办法逃离战乱，休养生息。
唐太宗登基之前，社会上是很不太平的。隋朝的皇帝多次出征吐蕃、吐谷浑、高昌、薛延陀、南诏、琉求等国。他们三征高丽，也是无功而还。隋朝末年农民战争的惨烈程度也是令人触目惊心。隋朝之前是魏晋南北朝近370年的历史，除了西晋有过30多年的全国统一，其余的时间都处于南北对峙或军阀混战。
长期战乱之后，社会上的物质和人力都不可能继续支持战乱，所以长期战乱之后，社会的内在需求将使战乱停息下来。实际上高压的统治很容易导致战乱，立足未稳的皇帝杀大臣，大臣再用武力反抗，社会就容易再次陷入战乱;所以长期战乱之后，高压统治是不适宜的。在通常的情况下，统治者总会在长期战乱之后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以顺应人们的需要，他会尽量避免用高压手段来处理社会问题。
就在‘泾河龙王’被杀之后，社会上并不消停，各种各样的谋反就很多，比如，利州都督李孝常、右武卫将军刘德裕谋反，伏诛。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反，伏诛。卫士崔卿、刁文懿谋反，伏诛。代州都督刘兰谋反，伏诛。张亮谋反，伏诛。幽州大都督庐江王瑗谋逆，废为庶人。利州都督义安王李孝常等谋反，伏诛。青州有谋反者，州县逮捕支党，收系满狱。如此这些在《西游记》中就反映为泾河龙王的冤魂日夜纠缠李世民，而秦琼和尉迟恭被画成门神则代表着二人保护唐太宗，四处平乱。唐太宗起死回生则代表在宫廷之中或许发生过一场险象环生，精心策划的政变，李世民九死一生，险些毙命，但是此事好像还不是太子李承乾造反。
唐太宗为了收拢人心，实施了一系列改进措施，比如打破世俗的门槛，率先与民间底层通婚，刘全与公主的婚姻就是代表，公主昏倒代表她起初宁死不从，刘全头顶南瓜则是抛绣球招亲的另类表现形式，二者虽然表面有些不同，但是却开了先例，自此，门第观念逐渐相对淡化，由皇室传到了上层社会，殷小姐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唐太宗收拢人心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为相良夫妇建了一座生祠，便是那座鲁智深曾经倒拔垂杨柳的东京大相国寺，按照常理来说，一个普通人是没有可能让身为帝王的李世民为自己建造一座生祠的，如果有，那就说明相良夫妇出身社会底层，且对李世民有过大恩，至于什么大恩，《西游记》虽然有，但是不能采纳，因为本文是从现实的角度考虑的，所以关于李世民为相良夫妇建相国寺的原因，我将会在今后的作品中杜撰一个。李世民之所以如此隆重的对待相良夫妇的原因还有就是要淡化矛盾，因为洛阳曾经是王世充的统治地，虽说王世充的名声不大好，但是他若能在一个地方称霸多时，足以与大唐为敌，靠的肯定不全是武力，也还有自己的威信，所以李世民需要在民间树立一个爱民的形象，大相国寺便是最好的证明，与凌烟阁可比肩齐名。
在两件亲民大事落实之后，大唐国力逐渐强盛、社会矛盾缓和，唐太宗终于可以腾出手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治理这个国家了。于是在贞观十三年，岁在己巳，天下太平，八方进贡，四海称臣。忽一日，太宗登位，聚集文武众官，朝拜礼毕，有魏征丞相出班奏道：“方今天下太平，八方宁静，应依古法，开立选场，招取贤士，擢用人材，以资化理。”太宗道：“贤卿所奏有理。”就传招贤文榜，颁布天下：各府州县，不拘军民人等，但有读书儒流，文义明畅，三场精通者，前赴长安应试。
在《西游记》中的几个重要的事件都明确提到贞观十三年，可见这个时间是大唐国力的一个临界点，此时社会安定，可以有足够的精力来对国家进行系统治理，以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大唐建立的初期，出于快速结束战争、尽早恢复国力的目的，李渊允许各个士族集团将自己的势力像钉子一样深深的扎入了全国各地，眼下到了李世民，如何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摆到了眼前。贞观五年（631）十一月，太宗下诏议定皇亲、宗室、勋贵大臣的等级，令他们各统一方，世代相传，除非犯有大罪，否则世袭。贞观十一年，太宗封荆州都督、荆王李元景等二十一王为世袭刺史，又以功臣长孙无忌等14人为世袭刺史。左庶子于志宁上疏认为世袭刺史不是久安之道；长孙无忌也坚持不愿前往受封之地，又请其儿媳、太宗宠爱之女长乐公主劝谏太宗。认为前代之所以实行刺史世袭，乃是国力不够强而为之，汉代置侯即是为此。若世袭的后代有不肖子孙，冒犯刑宪，自取诛夷，或因延世受赏，招致宗族剿绝之祸，都是十分可悲的，长孙无忌坚决辞让。
历史上在如何对待开国功臣这个问题上似乎有三种方法，一种是朱元璋式的赶尽杀绝法，一种是赵匡胤式的杯酒释兵权法，再一种就是唐太宗式的日拱一卒法。即为士族关掉一扇门的同时，也为他们打开一扇窗户，在一定长的时间内让他们放弃特权，自觉归并到科考大军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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