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二姐，大姐总能在不经意间变成最佳辩手，或者叫杠子头。
提到大姐，二姐亦然。
两人当面能杠上，自然不会放过背后放冷箭的机会。
大姐学习不好，高中毕业后，走南闯北做生意，苦头吃不少，却始终没有发起来；找个男人胡炳成，出身市民社会最底层，站没站相，坐没坐相，相当于歪瓜配裂枣；好容易熬到胡炳成发了，却找小蜜，找模特，两人只好离婚，大姐带孩子单过。
大姐这半生，堪称坎坷。
二姐不一样，高中毕业顺利考上师范，师范毕业顺利当上老师，该结婚了就找到戏曲界名门之后孙建国；孙建国也争气，一度当上剧团副团长，如果不是后来剧团解散，二姐的团长夫人妥妥地没跑；剧团垮了，孙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把孙建国调到文联，二姐的面子算是保住了。
二姐这半生，堪称顺利。
大姐坎坷却要强；二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因此自傲。两人就杠上了。慢慢地，个人之间的矛盾就演变成阶层之间的矛盾，大姐以个体户的代言人自居，二姐自以为是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大姐不能当二姐的面骂戴眼镜的，否则二姐以为是在指桑骂槐。二姐也不能当大姐面抨击奸商，否则大姐以为是拐着弯骂她。两人就闹到这个地步。
好在，她俩的矛盾更多地体现为家庭内部的口舌之争，在外人看来，还没超出亲姊妹的范畴。
我说：“大姐，听说二姐要买房子？”
大姐说：“是，听咱妈说，好像还是文化宫那边的房子。”
我说：“听说那边全市最贵，一平方要3千多。”
大姐说：“那边是吴老拐的房子，可不全市最贵嘛。老二纯粹是不自量力，也不看看自己一个月挣几个钱。”
二姐顶着“人民教师”的光环，收入少得可怜，按大姐的说法，每月就挣“一斤茶叶钱”。茶叶涨价以后，一斤都挣不到。当然，也有一点外快，比如安排非本学区的小孩进校。但总的来说，收入很低。
我说：“吴老拐你熟不熟？”
胡炳成以前在吴老拐手下干，大姐可能跟他熟悉。
果然，大姐说：“怎么不熟，吴老拐现在见到我，还是一口一个‘弟妹’，亲热得跟啥似的，他新买的奔驰600媛媛都坐过。”
我说：“你跟吴老拐说说，给二姐便宜点。”
她说：“如果我开口，便宜几万还是有可能的。问题是老二也没开口求我呀，我何必自作多情。”又说，“老三，是不是老二托你跟我说的？”
我说：“不是，不是，我也是今天才知道他们要买房，是听孙建国说的。”
大姐说：“孙建国在那边怎么样？”
我说：“挺好，一心扑在工作上，业余时间还能挣点外快。”
大姐神秘兮兮地说：“他俩分开，我们本来担心孙建国，现在看，更该担心的是老二。”
我说：“大姐，你这话什么意思？”
她说：“我估计，老二有外遇了。”
我大吃一惊，说：“大姐，没根没据的事你可别瞎说，二姐可是老师。”
她说：“老师怎么了，老师就不是人了，你不在家不知道，咱们这儿风气不正，现在就流行这个。”
我说：“流行哪个？”
她说：“流行找相好呗。”
我说：“大姐，不对呀，上次打电话你都没说。”
她说：“是这几天才发现的，上次没发现怎么说，总不能造谣吧。”
据大姐说，证据有两个，都指向同一个男人。一次是在学校门口，接媛媛的时候，看到二姐和一个男人有说有笑地从旁边过去了。第二次是在店里，看到街对面，二姐还是和那个男人有说有笑地过去了。
我说：“两次是同一个人？你会不会看错了？”
大姐说绝对不会错，那男的身材高大，戴着眼镜，上唇还留一撮胡子――留胡子的男人可不多，怎么会看错。
我说：“会不会是同事，一块出去办事？”
大姐说是不是同事就不知道了，反正看两人的神情，肯定有问题。还说自己是过来人，有没问题一眼就能看出来。
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我在深圳对孙建国严防死守，二姐在家里却不安分。
我喃喃地说：“孙建国悬了。”
二姐一直嚷嚷换人，都以为她是说着玩的，这下好了，接班的都找到了，孙建国的历史使命恐怕告一段落了。
大姐说：“老三，你搞错了，孙建国现在很安全。”
我说：“什么意思？”
她说：“老二在外面彩旗飘飘，自然希望家里红旗不倒，从这个角度说，孙建国比任何时候都安全。”
前一阵，二姐嚷嚷到深圳陪孙建国过年，我就觉得怪怪的。
以二姐的作风，不可能为了陪孙建国过年，亲自来深圳一趟。她要真想见他，一个电话就能把他召回去，何必千里迢迢跑广东来。二姐对外面的世界不感兴趣，从来没离开过小城，以后也不打算离开。
再联想到孙建国来深圳，纯粹是被二姐赶出来的。当时的情形，按孙建国的说法，二姐成天闹得鸡飞狗跳，他在家里多待一天都不行。当时正是暑假，二姐闲得慌，找相好不是没可能，何况找相好在小城成了风气。
这么一联系，我发现自己摸到了真相的脉络：暑假，二姐认识了那个男人，于是以挣钱为名，赶孙建国出去；孙建国走之后，她和那个男人肆无忌惮，终于被大姐撞见两次。
我心里蛮不是滋味。孙建国固然有前科，二姐这么做更不对，孙建国的前科不是二姐出轨的理由。
看来，把孙建国弄深圳来还是错了。
我说：“大姐，干脆让孙建国回去得了，免得二姐越走越远。”
大姐说：“孙建国回来能挣到钱吗，挣不到钱老二不还是看不起他，老二看不起他不还是要跟他闹离婚？”
也是。
我说：“那怎么办？”
大姐说：“等等看，等抓到真正的把柄再和老二摊开说，现在说，她肯定不认账，说不定还要倒打一耙。”
我说：“这事还有谁知道？”
大姐说：“就咱姐弟俩知道，我是第一个，你是第二个。”
我说：“大姐，二姐的事你谁都不能告诉，包括咱爸咱妈，还有孙建国。”
她说：“老三，这我懂，不用你交待。我跟老二虽然不对付，但我也不希望看到她家庭破裂。”
我说：“明年开春收到好茶叶你都给我发过来，我在这边帮你走个好价钱。”
大姐笑：“老三，这就对了，这才是真正关心姐嘛。”
接下来，要给二姐打电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真相总是和想象有出入。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二姐戴着眼镜，嘴唇偏薄，颧骨偏高，可以说，长相比不上大姐，性格也不如大姐活泛，何况二姐是有家庭的人。没想到，就是这样的二姐，竟然有了外遇。大姐单身，更有条件更有理由找个相好，事实上却没有。
尽管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觉得还是要和二姐说点什么。
电话一拨就通，显然二姐还没睡下。
我说：“二姐，你还没睡？”
她说：“刚回来。”
我说：“朋朋呢？”
她说：“去他奶奶那儿了。”
好嘛，外甥外甥女到了周末都往奶奶那儿跑。也好，都去姥姥那儿，我担心我妈招架不住，这俩孩子太皮。
我说：“这都十一点多了，怎么才回来？”
二姐说：“哎，老三，咋这么跟姐说话呢，孙建国他都不敢，你敢。”
我说：“孙建国是孙建国，我是我。孙建国问你是查岗，我问你是关心你。”
她说：“打麻将去了。”
我说：“你还有钱打麻将？”
她说：“打得小，同事之间玩玩。”
我说：“老师聚到一起还打麻将？”
她说：“老师也是人，不打麻将干什么。”
我一直认为，老师是最正派的人，小时候我认为老师不食人间烟火，大一点认为老师是道德楷模，现在，现在二姐告诉我，老师也是人，老师也要打麻将，兴致来了还要找个相好出出轨。
我说：“听孙哥说，你们要买房子？”
二姐说：“是呀，有这想法。”
我说：“买文化宫那边的房子？”
她说：“是呀，有这打算。”
我说：“那边房子不便宜呀。”
她说：“贵也要买，别人能住，我凭什么不能住。”
大姐要强，二姐也要强。大姐的要强体现在“离开你，我照样能过”，二姐的要强体现在“吃的比你强，穿的比你强，住的比你强，我男人比你男人强”。
我说：“孙哥在这边挺辛苦，你要多关心关心他。”
二姐说：“辛苦活该，谁让他以前游手好闲来着。”
我说：“二姐，孙哥待家里，你嫌他不会挣钱；在这边辛苦挣钱，你又说他活该。合着孙哥咋弄都讨不了你的欢心。”
她说：“老三，你怎么说话的，是孙建国跟你亲，还是二姐跟你亲，胳膊肘尽往外拐。”
这样的二姐没法交流，我匆匆挂了电话。